津门底色

其实很少在我的空间里转载别人的东西，
不过今天偶尔看到，
无意间生出许多感慨。

决定早早的回到北京去，
铁了心未来的一年绝大多数时间要在那个城市度过，
铁了心要考研，
天津让我懒散，迷失方向，失掉斗志，
而我是眷恋这个城市的，
这是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和从来也没有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们所理解不了的。

这是别人尚未付梓的一篇稿子，
我全部要了来，发在这里，
以此纪念。





津门底色
　　
　　打量一座城市，就像捧读一册智慧的经卷：每一页都仿佛设置了艰涩的难题，而其实答案早已就在那里。我们只是需要选择一种阅读方式：进入她，然后形神合一地去感受她。
　　对于天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阅读呢？
　　这不是一座新鲜的城市，甚至不是一座生活在新鲜城市里的人们常常想起的城市。她有过史诗般厚重的历史，也一直有着高于更多城市的行政地位。然后她很长时间被人们遗忘，却没有任何人为此着急。当她因一个新区的建设而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时，全国人民都已经忘记了她的模样。
　　是啊，我们记忆中那美丽的天津，她今日是什么模样？
　　寻找和探秘所有富有魅力的城市，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天津，甚至不被允许再迟到一些去寻找答案。
　　这里已经有了投资者匆匆而隐秘的脚步；这里已经响起了沉默的天津人喧嚣而坚定的声音；在这座城市复杂的路径上面，天津人已稀稀拉拉地插了几根草标，告诉世界这里已经有了打算。
　　是啊，我们记忆中那骄傲的天津人，他们的打算是什么？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到：“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几个或者几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出问题所给予的答复。”我们寻找答复，它来自我们对这座城市的一切穿行和感知，包括关于这里的人和人群的记忆。我们寻找答复，却发现答案催生问题，问题获得新的答案，仿佛千层的鞋底，人们已找不到它最初的模板。


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天津
　　迷惘的瞪羚
　　　　文/王 青

　　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
　　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猎豹还快
　　否则就会被吃掉
　　猎豹每天早上醒来时
　　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慢的瞪羚
　　否则就会被饿死
　　不管你是猎豹还是瞪羚
　　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瞪羚的对手是谁？
　　1859年11月24日，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一石破天惊的概念，首次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世界——一个与《圣经》所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9个月后，1860年8月24日，英国海军司令贺布率领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一支海上力量——2.5万英法联军一举攻陷大沽口炮台，“中央之国”从此门户洞开，贺布溯海河而上，在天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上，所有生命体都只好快速奔跑。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瞪羚必须快速奔跑，跑不快的会被猎豹吃掉；猎豹必须快速奔跑，跑不快的会被饿死；有色人种必须快速奔跑，跑不快的会被白人奴役；白人必须快速奔跑，跑不快的会被开除球籍……
　　然而，关于“物竞天择”，有一件事伟大的达尔文始终未能讲得十分清楚：物种的主要竞争对手究竟是谁，是其他物种，抑或是同一物种的其他个体？具体地讲，瞪羚的对手是猎豹，还是其他瞪羚？中国人的对手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
　　实话讲，瞪羚避免成为猎豹的美餐，做法却相当残酷——它要跑得比其他瞪羚快。在上上世纪一场历史性的奔跑中，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人赢了，中国人沦为猎豹爪下的瞪羚。
　　日本人的问题在于跑得太快，跑得太远，莫名其妙成了一头披着瞪羚皮的猎豹，并于1945年夏天被自己新的同类踩到了爪子下面。
　　无论如何，同类竞争是更重要的竞争。瞪羚的对手是瞪羚，猎豹的对手是猎豹。制锁匠祈求小偷全是笨蛋，但他真正的生存希望在于其他制锁匠全是笨蛋；倒过来也一样，小偷指望同行全是笨蛋，都让警察捉去才好。
　　好！话越扯越远了，天津人的对手是谁，北京人，上海人，还是石家庄人？伦敦人，纽约人，还是东京人？
　　一个大都市，不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能有未来吗？

既生瑜，何生亮？
　　十年以来，中国出了两个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我们也许应该问一句：“天津人在哪里？”
　　正确答案是：天津人在北京！
　　“来我们天津县吧！”天津人也许是唯一不以自己居住地自豪的人类群体。别人踩天津，他们也骂天津，而且骂得比谁都到位；但骂归骂，他们却特别恋家，恨着又爱着。
　　“既生瑜，何生亮？”问题出在北边100公里处有一个更招人喜欢的大都市。有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天津便有了“劣币驱逐良币”——资金跑掉了，政策跑掉了，人才跑掉了。更可怕的是，不仅天津人尖儿往北跑，甚至一些原打算在这儿歇脚的外地人尖儿，一溜烟也去了北边！
　　“天津人，北京红”，这是一个致命伤。天津一直在失血，著名的周恩来、曹禺、孙犁、梁斌、郭小川、萧乾、沈从文、余三胜、杨小楼、程长庚、谢添、新凤霞、施光南、赵忠祥、张国立，刘佩奇、陈宝国、陈道明、濮存昕全都跑掉了。
　　“一方水土不养一方人”，冯巩好多年不回天津，刘欢从来不回，郭德纲是带着怨恨离开的；更严重的是美女也跑掉了。天津称得上“中国名媛的摇篮”，邓颖超是这儿的，林徽因是这儿的，张爱玲、赵四小姐也是这儿的。没有了美女，奋斗有嘛意思？一跺脚，剩下的精英也跑掉了。
　　“墙里开花墙外红”，著名作家蒋子龙说天津像北京的传达室，而在我眼里它更像化妆室：中国顶尖级人才在登上北京大舞台之前，先要在这儿歇歇脚，化化妆，润润喉咙，吊吊嗓子。
　　天津还能有多大作为呢？

阿拉尔罕的心儿醉了
　　精英没了，天津市成了天津县。
　　“插科打诨，口腔文化，说的永远比做的精彩热闹，天津人命定了当中国的活宝和弄臣。”一位天津人悲愤地指出，“天津文化实际是一种散沙文化，没有捏成团的凝聚劲儿。互相瞧不起，彼此拆台，窝里反，窝里斗，玩损的，玩阴的——若天津籍著名人士掐起架来，对手多半是老乡。你出人头地拔尖了，我就不平衡。有句传神话：‘喝不到羹汤，就往锅里撒尿’。没有进取的能耐，却有坏事的精力和心计，起哄架秧子成为风气。”
　　说得多到位呵！天津的真正问题在于聪明人太多，而傻子太少。傻子都被聪明人挤走了，气走了。冯玉祥将军曾经说过：“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决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当然，也有傻子留了下来，只是留下来的大多活得不痛快，譬如关牧村。
　　“小关原来在一家小厂上班，天生一副怪嗓子。”著名作家蒋子龙这样说著名歌唱家关牧村，“那时候民兵‘拉练’，喊小关唱支歌，就唱支歌，唱得好极了，脾气也好极了。后来调入歌舞团，专业歌手都恨不得她唱不好。一次文化部汇演，到北京唱《社员都是向阳花》，正好一紧张唱砸了，老演员高兴呵，直夸她唱得好。
　　“小关靠施光南写曲子，是作曲家培养出来的一流歌手。她嗓子那么好，但除了《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还唱过什么？现在是爹不疼娘不爱，没有新歌，也没有人捧场。
　　“关牧村像天津，说透了关牧村就说透了天津。她住在二楼可以往下面泼脏水，可以骂街；找个丈夫是导演，又打又骂，拿她不当人。听歌还挺好，一过日子就不行了，‘天津卫臭娘们！’然后离婚，找了一个经济学副教授，很幸福。到了这时候，明星知道什么叫学者，学者知道什么叫明星，惺惺相惜，相互呵护。
　　“关牧村天生一副好嗓子，人也挺好，却没有新歌唱。前些年打扮很俗，到舞台上整个儿一个天津大嫂子；现在嫁了副教授，文化品位高了，却没有人请，没有人捧，没有要死要活的‘粉丝’——这不跟天津一样吗？”
　　呵！远处又传来关牧村动人的歌声，我听到的却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拉尔罕的心儿碎了……”
乔厂长挨批记
　　关牧村代表天津的命运，也代表残留在天津的人才的命运。
　　想想呼风唤雨的100万“北漂”，想想偃旗息鼓的“小关”，真让人黯然神伤！
　　蒋子龙本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些年，这位天津作协主席出了90本书，算是一个人才；但是，放在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长河里来看，他只是一个举止儒雅的美男子，一个与世无争的码字匠。可一不留神，他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被市委机关报用了十四个整版批判，而且一批四年！
　　蒋子龙很幽默，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副书记，一天到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给几千人讲植树造林，讲计划生育。一个半小时的会，全市大会，他竟然用一个小时批蒋子龙，批《乔厂长上任记》，批到还剩一刻钟，下边有人递条子，说你总得动员一下植树造林啊，总得动员一下计划生育啊！最后工会主席回来传达，说俺们厂的蒋子龙影响了全市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为什么？俺参加大会，一小时光批他了！”
　　“天津人老实。不是实在是老实，老实和实在不一样，老实就是不敢去破坏规则。”我同意一位当地人的说法，“有刺儿的跑光了，包括关牧村、蒋子龙的心也跑了，留下来的都很守规矩，都很主旋律。”现在的天津放眼望去，一个正当红的知名作家、自由撰稿人、策划人都没有。当年可不是这样，光《大公报》、《国民日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有好多铮铮铁汉，就有好多可歌可泣，还不说译述《天演论》的严复，设“饮冰室”的梁启超，以及创作《雷雨》的曹禺！
　　当代天津人太老实，老实到有腐败现象，无腐败分子的程度；“另类”更谈不上了，类似成都促销美女公然站在商场门口沐浴，武汉婚车车顶上架一门大炮的疯狂事，在这儿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我不是呼唤张子善、刘青山，是呼唤有独立见解的人，是呼唤正常人眼中的疯子！
　　因为一个人，没有疯过就没有活过。
　　因为一座都市，没有疯子就没有明天！

海河的水呀，哗啦啦！
　　许多人说，天津是一座忧郁的城市；许多人说，天津是口腔文化；许多人说，天津人缺乏大都市气质；许多人说，天津人缺少新锐和匪气……
　　我同意。
　　可这还是天津吗？
　　这曾是一座敢打的城市呀！众所周知，皇城根下的北京人特别喜欢“和平解放”，门槛精的上海人有时候也喜欢“和平解放”，唯独九河下梢的天津人只喜欢“打丫挺的”：建城600年，倭寇来了，“打！”英国人来了，“打！”英法联军来了，“打！”八国联军来了，“打！”国民革命军来了，“打！”大日本皇军来了，“打！” ……
　　这曾是一座敢拼的城市呀！众所周知，开埠100年，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份电报、第一所大学、第一台电梯、第一辆汽车、第一块手表、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家综合购物商场，都是拼出来的。
　　天津人变得如此垂头丧气，如此没精打彩，谁之过？
　　在我看来，影响天津人性格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推倒城墙。此事发生于1900年。先是闹义和团，闹八国联军，后来是八国联军赢了，义和团输了，满清政府把城墙拆了；但“祸兮福所倚”，推倒城墙为天津跻身于国际性大都市行列提供了广阔前景。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收回租界。此事发生于1949年。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五大道回到人民怀抱，列强在天津作威作福的日子永远结束了；但“福兮祸所伏”，这也意味着“既生瑜，何生亮？”天津不再具有成为大都市的外部环境，开始朝着北京传达室方向迅跑。
　　第三个重大事件是划归河北。此事发生于1958年。当时闹“大跃进”，8年归河北省管，发生了“农民进城”；严重的问题在于出现了定位迷惘：天津人不知道自己是瞪羚还是猎豹，不知道自己是制锁匠还是小偷，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石家庄人！
　　第四个重大事件是海河断流。此事发生于1997年。从前海河波澜壮阔，美军1945年登陆，3000吨军舰可以直接驶入市区。接下来50年代水量为140亿立方米，60年代为80亿，70年代为40亿，80年代为8亿，90年代基本断流，水闸闸死，海河成了海河水库。
　　一个大都市，文化源头没了，水流源头没了，它的路在何方呢？



N个天津：天津和她的多张面孔
　　　　　　文/饮流一笑

　　从前的北京是“天子脚下”，封建、半封建气息厚重；上海则是“十里洋场”，殖民地、半殖民地味道浓郁；而历史上的天津则是“华洋杂处”，有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合特质。
　　在中国，六百年历史的城市，可谓如过江之鲫，唯独造就了一个难以言说的天津。
　　如今的天津，同样有多张面孔，同样有多种声音混合交织的交锋：一边是以老城为代表的浓郁的民俗文化，另一边是以五大道为代表的西洋建筑；一边是快速增长的GDP与滨海新区的迅速崛起，一边是庞大的下岗人群与低收入群体的平民生活；一边是滨江道上如潮涌动着的新新人类，一边是公园里海河边悠闲自在的上一辈人；一边是“小跑步、不停步”甚至有些落伍的天津，一边则是沉寂多年之后重新挺立潮头、独领风骚的天津。这是一个新与旧、动与静交织着的“二元化”的天津，很多看似矛盾的形态交织在一起，构成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难忘印象。
　　摘下生旦净末各色面具，繁荣与贫困，先进与落后，希望与绝望，哪一个才是天津最真实的面孔？

【河海天津】
　　天津有一条河，出了这条河就是海。
　　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观察，与其位控河海交通的枢纽位置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河与海，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全部历史主题。海河是天津的标志和“史书”，海河是哺育天津城市成长的摇篮。海河作为天津的母亲河，贯穿着天津的历史城市文脉，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数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入口。
　　一个是传统历史入口——三岔口，金元以来，这里是通向煌煌大都北京城的漕运和海运的交通枢纽，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沿着漫长的大运河或遥远的海路来到这个“三岔河口向东流”的地方，酝酿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码头文化和运河文化。
　　一个是近代历史入口——大沽口，近代以后，这里成为西方列强“打进”中国的一个“理想地点”和中国抵御西方侵略的国防前线，造就了近代天津的通商大埠和租界文化。这两处入口分别位于海河干流的起点与终点，汇河海之流，扼京师门户，相距不过七十公里之遥，然而却承载了一座城市不同的历史命运。
　　历史上，天津的移民从河（内陆）与海（沿海与域外）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到这里，他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传统时期，是内陆的北方农耕文化和南方的海洋文化；在近代时期，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封闭与开放，北方与南方，两种不同的历史主题，两种不同的历史旋律，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汇聚到这里，交织在这里，就像这条河流的名字一样——海河。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天津：一个是传统的天津，即以现在的古文化街、食品街、鼓楼商业街一带为主的老城区；一个是西化的天津，即以现在的和平区五大道和意式风情街为代表的租界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和历史空间：租界区有很多教会学校，那里的人们以讲国语与普通话为荣，人们习惯去的地方是咖啡馆、西餐厅、电影院；老城区的人们多讲天津话，人们习惯去的地方是茶馆、小饭铺、戏园子、三不管。
　　奇特的是，天津本土与外来这两种文化的对峙一直在这里持续，如同狗不理与起士林，老城与租界，乃至两种不同的方言，两种不同的气质，像是不可交融的水和油，构成了这个城市独特的人文交响。

【传奇天津】
　　天津本燕赵故地，明朝建卫以来又为“军卫之地”，“兵民杂居”，水咸土碱，民风强悍。开埠以来，天津成为华洋杂处的水陆大码头，八方人马一涌而来，奇事奇人更是迭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这是一座传奇的城市。
　　不是么？从精卫填海到唐王东征，从燕王扫北到乾隆下江南，从李鸿章督直到袁世凯新政，从杨三姐告状到李宝忤沉尸，这座城市一直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传奇和传说。
　　天津卫里平日听不到什么重要新闻。但是，要是三岔口的河汊子里出了河漂子，团泊洼一带闹了蚂蚱，或是侯家后的谁家闹出了什么花案，或是谁家的新媳妇养了一对双子儿，这些都会成为海河两岸、河东水西的头号小道新闻，在十字街的小茶馆里、在衙署花园的大柳树下，在宫南宫北的老店之前，总之要在一切场合，被人们津津有味、添油加醋地传播着。
　　如同每日黄昏时分空气里弥漫着的相声气息一样，这是天津特色的民间BBS。时至今日，那些市井八卦的小道消息、街谈巷议依然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最热衷的新闻话题和消遣方式。

【卫城天津】
　　天津处于退海之地，从海面上探出头来，兼具海港和内陆运河的城市性质。
　　明清以来，北方人常爱说“上京”、“下卫”。“上京”好理解，是指到北京去。“下卫”一般人不清楚，则是说到天津来。那时候，御河（南运河）以上的乡镇百姓来天津，夏季乘船、冬季坐冰床子，沿河顺流而下，称之“下卫”。
　　至今仍然流传的一段俗语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时至今日，仍有人习惯把“天津卫长”、“天津卫短”挂在嘴边。时至今日，一些本地人为表示自己的豪爽奔放，一拍胸脯也会说出“天津卫河东水西，你拿耳朵摸摸，我含糊过谁”这样唬人的大话来。
　　由此可见，虽然天津卫作为一个军事卫所早已消失，而天津因“卫”所沿袭的观念，却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流传至今，深入人心。

【西化天津】
　　1936年，一位来自白俄的后裔当选为“天津小姐”。
　　就像上海和香港一样，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大举入侵，天津后来“海天富艳，景物饶人”的欧风美雨式的繁荣便难以理解。20世纪上半叶，天津曾是中国的一块大磁石，把天南海北的人吸引到这块繁荣的土地上来。那个年代的天津是上海之外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是中国北方的“经济首都”，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沸腾的中心。
　　近代文明的迅速传播、商业竞争的市场推动，使得近代天津的西式文明显赫一时，同时也使烹饪、戏剧等有闲阶级的传统国粹发展到了历史的极致。出了菜馆进戏院，成为几代天津人最时尚的生活方式，也使天津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烹饪艺术的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的天津租界，是大大小小的北洋文武大员们的集体避难所。正如此后的上海租界，成为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避难所一样。
　　西洋风格的老房子（天津人称为“小洋楼”）在天津随处可见，每一幢房子都是一段遥远的故事。要让现代的读者走进这老房子之中，置身故事的现场，细诉悠悠的往事，却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今天，与老上海的风花雪月相比，天津似乎已经失去了昨天。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天津往事。但是，当人们已经误把陈白露当成那个年代的上海人的时候，现在的天津人还会把曾经的近代奢华当作自己的过去吗？

【平民天津】
　　天津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你可以见到全国各地的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把各自地域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带到天津。经过几百年的人口集聚与文化交融，天津已经发展成为运河北端最具南方特色的北方城市，同时又是北方城市中与乡村联系最紧密的大都会。
　　正如俗语所说：“人到天津卫，不用过半辈。”不论是满清的遗老，北洋的高官，还是江南的华族，冀鲁的农民，也无论原来的地域风俗多么顽强，语言习惯多么不同，时间一长，都会染上浓浓的天津味，喜欢上这个“三岔河口向东流”的好地方。就连那一口语势直快、抑扬分明、节奏轻脆、幽默风趣的天津方言，要不了多久就成为这些南北东西移民都能认同的母语了。
　　由于码头文化的积淀和近代商埠文化的洗礼，天津人骨子里崇尚世俗精神，酷爱现实生活。自古天津人就有一句口头禅是“有嘛用”；现在天津人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乐呵乐呵得了”。这样的口语一代代传下来，便塑造了一种城市性格和文化精神。
　　长期以来，曾经领风气之先的天津已经很少成为国人注目的焦点了。的确，天津不像北京、上海、广州繁华似锦，将自身的魅力张扬于外，它的值得品味之处在留存下来的旧时遗迹里，它内敛的情感浸润在一方水土滋养的民风和人气中。
　　是的，不管其它的城市多么繁华、现代、舒适，“有嘛用”。天津永远是天津，天津还是那个讲吃讲喝、低调、务实、酷爱现实生活的天津。她不会去羡慕和嫉妒任何人，她永远都是心满意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乐呵乐呵得了”。

【幽默天津】
　　用一个字形容天津人，那就是“哏”。用两个字形容天津人，那就是“真哏”。用三个字形容天津人，那就是“倍儿哏”了。
　　当年流行全国的民谚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身体不好。不到天津呢，恐怕就是不知道笑话太少了吧？
　　天津话哏，天津人哏，天津是幽默之城。到这座城市，一听到天津人说话，你就禁不住想乐。乐完了，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小心被善意地捉弄了，天津人就会告诉你——“逗你玩，别较真！”
　　“京油子、卫嘴子”。这座在语言上极具天赋的城市给予我们如此之多的快乐，海河的水是咸的，但这咸水却滋润了无数天才的嗓子和幽默大师，张寿臣、马三立、刘宝瑞、侯宝林、苏文茂、马季、冯巩、郭德纲，只有天津人才能给我们这么多关于生活的快乐。
　　您说要是缺这几位，咱们春节晚会、电视节目还有嘛可乐的呢？可惜，这几位要不已经笑傲而去，要么名头太响。没关系，想面对面地体验一下天津人怎么“逗你玩”么，咱们一起到茶馆听相声去。

【门户天津】
　　在历史上，北京和天津是两个具有微妙关系的双子城市。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因北京而兴盛，同时也因北京而压抑。近代以来的几乎每次战争，都是从天津而后再占领北京的，天津成了北京的桥头堡。而在近代初期，天津之所以得以迅速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领跑，就是因为北京政府把天津作为了改革的试验基地。到了民国年间，天津成了北洋高官大佬们进退北京的栖息地与避难所。
　　很多天津人将天津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罪”于离北京太近，匍匐在首都北京的巨大阴影之下，天津一直处于“有定位，无位置”的状态。同为直辖市的身份和仅140公里的距离，注定了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竞争关系。苏州也曾和天津一样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境况，但是苏州的发展蓬勃日上，一跃成为上海的后工厂。而天津则日益黯淡，已难以找回当年著名商埠的繁华景象。
　　刚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北京申奥，上海申博，天津人似乎无事可干。虽然前几年天津的公益广告牌上打出了“新奥运、新天津”的口号，但是总让人感觉有些牵强附会，透着一股不自信的尴尬。
　　难道天津真的是“离北京太近，离天堂太远”？
　　历史上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城市，天津人却很少对北京顶礼膜拜。在足球场上，京津之战是不用动员的，每次两队相见斗如仇人分外眼红，这是真正的充满着杀戮气息的城市德比大战。时至今日，天津人可以在内心里非常羡慕北京人，但是在表面上，他们一定是“瞧不起”北京人的。北京人不敢对天津人说“见过吗”：140公里的距离太近了，任何声响都能听见，一声散板两边的老少爷们都跟着韵味摇头晃脑。现在火爆京城的郭德刚是典型的“天津小孩”，虽然京腔京味的，但是要是没有天津相声的滋养，估计也没有今天的成就。
　　其实，天津恐怕是最不甘心在北京身后的城市。然而，在大北京和京津一体化的光环下，当看着京津城际铁路即将开通，看着北京人笑逐颜开地跑到天津来吃海鲜、买洋货、办婚宴的时候，天津就如同旧家族中的上门女婿，在时值壮年的岳父面前带着复杂的心情，积聚实力、等待复兴。



静静的海河
　　　　来自天津的城市生态素描
　　　　　　　　文/本刊记者 杨逸民

　　他们长年累月漫步在静静的海河边，头顶灰色的天空就像顶着一只遮蔽阳光的帽子，低着头，闲适地穿越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温情脉脉地拥抱在岸边，晒着城里的太阳，就像在自家屋里摆弄一餐恬淡的美食。他们在大学的门口搭起凳子，在城市的中央钓鱼，在日落余晖时拎上小小的满足，穿过成片的小洋楼回家。他们把“没事偷着乐”的相声写满夜晚和白天，他们一直在乐，却很长时间不曾开怀大笑。
　　漫不经心的天津人，就这样过着静谧舒适而又充满谐趣的日子。他们背靠着似远非远的山，面临着似近非近的海，他们在山海间守着一条河，把马不停蹄的日子过得河水般平静和塌实。
　　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怀抱着富贵的历史和种子，就像怀抱着一袋玉器而不是金子，玉器有金子一样的价值，却难以像金子一样让观者眼前一亮。这座城市有着宽厚的胸怀，而那胸怀却又像城外广袤的盐碱地一样噙满坚硬的苦涩。
　　走进天津，无法像走进广州、上海、重庆，甚至是走进更多大大小小的城市那样，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那个地方。它用缓慢得几乎凝固的神态和表情接纳不多的外来者，它也用同样的神态和表情任自己的市民抚摩和雕刻。
　　于是，有人说，只有成为天津人，你才会爱上天津。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只有回到了家，才会爱上曾经的旅途。

魔幻的城市时空
　　穿行在天津这座城市，就像穿行在一个时空的魔盒里。从历史到当下，从东方到西方，从传统到现代，往往只有一条街的距离，甚至没有距离，不需要任何空间形式上的过渡。
　　天津城里，小洋楼就藏在窄窄的胡同背后，弯弯斜斜的马路两边，低矮的民居与雄伟的西式廊柱只隔着一缕阳光，一个街道的转角常常就是一段历史的转角。
　　这座城市太魔幻了，从空间上叠合了世界城市的影子，从时间上留下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足迹。它们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就像魔盒里的一个个暗格，交替不迭地释放出五彩斑斓的光影，让人目不暇接。
　　漫步天津，会有周游世界的感觉。这里有英式别墅、法式教堂、德式街区、意式马可?波罗广场、俄式大厦、西班牙式小洋楼、犹太教堂、和式武德殿、华比（比利时）银行……还有昔日的九国租界和2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而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只是景观，它们与天津城市建设并无冲突，与天津人的日常生活也并无隔离。正是这一切，才构成了这个城市，和这个城市里人们的日常起居。
　　这是一个处处让人能触碰到历史的城市，这里留下过太多“名人、名居、名事”：清末逊帝溥仪；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曾国藩、容闳……北洋政府时期五位总统；孙中山三赴天津从事革命活动；中国近代思想教育家、文化名人梁启超、严复、张伯苓、严修、李叔同、曹禺……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清廷外交顾问德璀林（德）；北洋水师军事顾问汉纳根（德）；二战时期美国将军马歇尔、史迪威……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吉鸿昌……仅南开中学一所学校的学生中就有新中国两位总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副总理邹家华、钱其琛。他们让天津充满了传奇。
　　在天津寻找这些魔术般的遗迹和故事并不难，难的是寻找并熟悉这个城市本身。天津不像辽阔北方平原上的其它城市那样规整，没有整齐划一的街道，没有东南西北的转角和一目了然的交错。600多年来，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因水而得名，也因水而中兴。人们逐水而居，路随河建，楼随路建，形成了路网层面的特殊形脉，整个城市无论是布局还是街道和建筑的朝向都摆脱不掉海河的影子。这也使外地人往往分不清方向，像在迷宫里行走一般，开车前往甚至需要再打一辆出租车引路。而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何尝不是这座城市的魅力？

丰盛的城市基因
　　一场华美的魔术需要形形色色的道具，天津从来就不缺少这些。这里有着太多太多让人惊叹的基因，数百年来繁衍生长出一个万花筒一样的天津。从构成一座城市最基本的街道，到深藏在城市背后的隐秘的民风民俗，天津实在太“富裕”了。
　　近年来，国内城市热衷于修建文化街，很多却成为伪文化的产物，因为这些城市本身并没有深厚的底蕴。而天津，在古文化街上就有全世界第三大的妈祖庙——天后宫；食品街上，就连最不起眼的小摊，卖的也是闻名遐迩的狗不理包子和十八街麻花；藏在估衣街里的谦祥益剧场日夜不停地说着相声和天津时调；甚至在任何一条最普通的街上，也能看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和天津剪纸。这其中的任何一个种子，在别的城市也许都能支撑起一条街道。
　　这些盛宴般的城市基因，不是能用一个两个来说的，就像天津的历史风貌建筑一样，是成群、成片、成区。而所有这些又是那么独特，只属于天津。就连“妈祖”到了天津，也成了“天后”，被喊成了“娘娘”。天津民俗学家张仲说，这一声“娘娘”把神缘关系直接变成了亲缘关系，这也就是天津人的实在。
　　天津人没有理由不实在，他们有那么多让很多城市羡慕的城市基因和文化种子。很多城市拥有的，他们同样拥有，很多城市没有的，他们也有。因为天津历史上就是一个五方杂处、中西融合的城市。不同地域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就拿吃来说，中国八大菜系虽然没有“津菜”，但五湖四海人的胃口和嘴巴在这里都得到享受，丰富的小吃品种可以和任何城市相比。

杂陈的民风民俗
　　民风悍勇的天津并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城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天津是唯一一个经过血与火的冲突而成为半殖民地的。天津人亲身体验了外国的坚船利炮，玩儿命了，抗争了，还是没有打过人家。于是开始在文化上抗争，这种抗争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却使民风民俗更倔强地保持下来。这是一种沉默的抗争。天津人保守，不乐于接受新事物，大概也与这种心态的矫枉过正有关。追根溯源，漕运为天津输入了勇武好斗偏重技能的市井文化；盐商为天津养成了附庸风雅崇尚奢华的民风民俗；淮兵为天津造就了硬派个性的方言特色。
　　妈祖文化对天津人的生活影响深远。本来妈祖文化是南方民俗崇拜最明显的特色，但是到了天津以后，随着天津河运海运的发展，传承不断。妈祖文化对天津文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规模很大。现在的天后宫是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这在中国北方非常少有。从18世纪中叶到现在，每逢妈祖诞辰，天津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几百年未断，这种现象也很特殊。妈祖文化不但在天津扎根成长，也给天津人带来不屈不挠、助人为乐的精神状态。妈祖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天津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除了带来“天津女子爱穿红”的习俗，还有民间百姓婚姻、生育对妈祖的信仰和依赖，去娘娘宫拴娃娃也成了天津人求子祈福的风俗。
　　由于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城市，民俗还融合了各方礼节和习俗，比如年夜饭，本是”南人食米北人食面”，但在天津却有先吃饺子再吃米饭的习俗。
　　最能体现天津民风民俗特征的，还有天津商业的文化形象。门脸各有光彩：药店、茶庄、绸缎庄、鞋帽铺、金店等，内外装修，各有特色。牌匾一定突出“名”和“优”，讲究牌子，不像其它都市的店铺，永远的铝合金门窗“素面朝天”。

独特的街道文化
　　历数天津文化，有许多会与以商业街为中心的“商圈”紧密联系在一起。
　　古文化街位于天津三叉河口西岸，原是祭祀海神和船工聚会娱乐的场所，1986年修建成包括天后宫及宫南、宫北大街在内的古文化街，全长580米,天后宫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内设天津民俗博物馆，宫前广场及戏楼常有民间文艺及戏曲表演。整个文化街流淌着浓浓的天津味儿。
　　文庙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门内大街，又名孔庙，因与武庙相对，俗称文庙，是天津市区保存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建筑群。大殿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后经明天顺、万历，清康熙、乾隆等各代重修、扩建。清雍正年间，天津府、县同设治所于城内，因而庙东侧为府庙，西侧为县庙，府庙主体建筑的殿顶均用金黄色琉璃瓦覆盖，雕梁画栋，装饰精美。庙外有二柱三楼式牌坊两座，明代建造，万历、清康熙年间重修，是天津市内仅存的过街牌楼。
　　老天津文化集中表现在由文庙和娘娘宫组成的“东门外文化圈”和位于城南的南市“三不管民俗文化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建的食品街和古文化街就选址在这两个老文化圈中，其匠心至今令人叹服。而近年来围绕这两条街形成的“南市商圈”和“新安商圈”，又反过来带动了这两个传统历史文化圈的恢复和发展。
　　说天津的饮食文化，就要说天津的食品街，就要说食品街对天津饮食文化的抢救、整理，比如由它保留下来的“杜称奇”火烧、“崩豆张”干货；研究天津的“皇会”文化和“海神”文化，就要去古文化街和古文化街上的娘娘宫，虽然皇会不再，但民间工艺还在，“娘娘”还在；而要看天津近代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就到五大道和河北区的意大利风情街。幽静而沧桑的五大道还保留着近代天津的“寓公文化”；而要了解天津人的购物文化，生活文化，绝对不能不去金街。

落寞的城市文艺
　　在天津呆上几天，穿行在低矮错乱的老旧街区，呼吸着浓烈的历史文化气息，体味传统的戏曲曲艺和民间工艺，结识有些实在、有些微笑的市民，你会感觉这个城市在某一个时空凝固了。凝固的不只是城市规划建设形态，还有这个城市孕育的文化和文化人。
　　天津可以让人惊奇，却无法让人兴奋。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浙教授说，天津人太老实了，老实得甚至不愿意去改变任何规则。而在天津城市新文化倡导者徐凤文看来，这是天津人“小富即安”的心态。在这里，缺少对当下文化的关注和培育，缺少新锐的文化创意，缺少精英文化的圈子，更缺少另类的文化和商业策划。
　　细数下来，近些年来天津几乎没有出现过几个全国知名的文化学者，包括专栏作家、影评人、乐评人、策展人、自由撰稿人、自由职业者等等。现在，支撑天津文化局面的还是那些成名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作家，如蒋子龙、冯骥才、赵玫等。
　　有人说，在天津实现创意和创新太难了。天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他们都不在文化领域，新锐与精英文化也不被他们接纳。
　　8年前就开始做人文书店的天津天泽席殊书屋经理卞红，由此感到忧郁、孤独和困惑。她不明白，天津有那么深厚的文化积淀，可是现在人文书店的生存空间却逼仄得只剩下了理想上的坚守，人文书店倒下了一家又一家，各种文化沙龙离他们遥远得就像一场梦。
　　拥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天津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蒙上了灰色调，就像天津这座城市本身一样，不知不觉中就被一年四季灰蒙蒙的天空笼罩，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文化理想捕手和外来追梦者倍感落寞而忧虑。
　　如果允许我再用一个比方来说天津，那我打算把天津比作一个人，并用俄国诗人曼杰施塔姆的一首诗来阅读“他”：
　　“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
　　我是个贫穷的艺术家。
　　为了用酒精煮咖啡，
　　我给自己买了一架轻巧的小三腿桌。”
　　是的，艺术家有穷有富，也时穷时富，可他终归是个艺术家，贫穷并不妨碍他热爱生活，这是一个感人的细节。遗老遗少的天津正如这样一个落寞的艺术家，对自己的生活始终充满了爱，但却没有了激越的情欲。
　　其实，这是一个并不甘寂寞的艺术家，平淡地守着暂时的贫穷和孤独，在忧郁的热爱中等待，等待被撩拨，被激发，当那些沉睡着的盘根错节的艺术细胞被完全唤醒和打开，也许，我们还能看到一个精神品质和生活状态同样优越的城市和她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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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貌建筑]
　　 天津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一批价值较高的历史风貌建筑。既有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庙堂，又有近代西洋古典建筑，中西荟萃，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建筑文化。
　　 天津市于2003年组建成立“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2005年出台《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在全国率先立法保护城市风貌建筑。据统计，目前已依法确认的天津现有历史风貌建筑854幢，建筑面积133万平方米，占地面积133.4万平方米，分布在16个区、县。其中，天津市区615幢，而五大道又集中了300多幢。
　　 这些风貌按使用功能分类，有居住建筑（独门独院住宅如张学良旧宅、独门联排住宅如安乐村、单元公寓式住宅如香港大楼）、文化建筑（原英国公学现二十一中、原天津工商学院现天津外国语学院）、金融建筑（原华俄道胜银行、原汇丰银行）、商贸建筑（劝业场）、办公建筑（原法国公议局）、厂房仓库（原大陆银行仓库）、交通建筑（天津西站）、宗教建筑（西开教堂）、娱乐建筑（原乡艺俱乐部现干部俱乐部）。
　　 按建筑特征分类，有哥特式建筑（望海楼教堂）、现代主义特征（王占元旧宅、利华大楼、民园大楼）、各国民居特征（达文式旧宅）、新古典主义特征（汤玉麟旧宅）、折衷主义特征（孙殿英旧宅）。
　　 市区风貌建筑年代最久的是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的天后宫。位于解放北路199号的利顺德大饭店，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63年），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外商开办的大饭店。位于解放北路107号的大清邮政局遗址（建于1884年），是我国第一套（三枚）大龙邮票的诞生地。位于解放南路的起士林饭店建于1907年，是中国北方第一家西餐饭店。位于中山路的造币总厂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造币厂。
　　 风貌建筑中，名人故居较多。经考证，近代各界名流有近200位曾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寓所或足迹。不少清廷遗老遗少、北洋政府下野内阁等住进天津的竟有上百人之多，北洋军阀五位大总统在天津也有多处豪宅。
　　[戏曲曲艺]
　　 天津被称为中国戏曲曲艺之乡，在这里繁荣兴盛的除了相声，还有话剧、京剧杨派老生、评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鼓曲、天津时调等。
　　 相声：清光绪年间，从北京传入天津，天津也从此成为相声的“码头城市”。业内公认，艺人只有在天津说红了，得到认可，才能走红北京、走红全国。相声泰斗马三立，大师侯宝林，名家张寿臣、郭荣起、苏文茂等莫不如此。唯今日郭德纲是个例外——在天津抬不起头，在北京却红遍中国。
　　 京剧杨派老生：天津京剧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流派当属杨宝森所创的“杨派老生”。杨派老生唱腔深沉含蓄，韵味十足，刻画人物悲而不伤，喜而不浮，台风稳重，规矩大方，令人着迷。
　　 话剧：天津是中国北方话剧活动的摇篮。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李叔同(弘一法师)就诞生在天津。
　　 天津时调：天津独有的曲艺曲种，产生于清末民初，1900年时已有专业艺人演唱。腔调高亢，词句通俗，韵味醇厚，充满天津味，及时反映时代风貌、社会生活，深受大众喜爱。20世纪50年代以来，演唱家王毓宝异军突起，其嗓音高亢、洪亮、无与伦比，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
　　 评剧：前身为冀东一带流行的莲花落，清光绪年间开始在天津流行。这个剧种民生土长，从唱腔到内容都符合天津市井百姓的欣赏口味，很快在天津发展壮大，天津因之而成为评剧的发祥地。
　　 河北梆子：由山陕梆子逐渐演变而成，清道光年间天津已有河北梆子演出，时称“秦腔大戏”。由于题材、唱腔都与当时社会相适应，所以天津的河北梆子发展很快，甚至超过京剧而风靡一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河北梆子名伶。
　　 京韵大鼓：曲艺的主要曲种。其中居首者是有“鼓王”之称的刘宝全，师从天津老艺人王庆宏，由于个人的天赋和勤奋，成为京韵大鼓一代巨擘，蜚声曲坛50载。如今执天津曲坛牛耳者为中国曲协主席骆玉笙(小彩舞)。
　　 鼓曲：天津除京韵大鼓外，还流行“梅花大鼓”、“京东大鼓”、“西河大鼓”，各自都有著名的流派和著名的演员。

[手工工艺]
　　 天津手工工艺种类繁多，源远流长，工艺高超，至今仍受旅游者青睐。
　　杨柳青年画：津郊杨柳青镇是历史上木版年画的生产中心和集散地，因而得名。在宋、元绘画和明代木刻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以宣纸印刷，用国画彩料，年久色彩不退不变。1953年成立杨柳青画合作社，之后成立“天津杨柳青画店”，使这一民间艺术得以复兴。
　　 风筝魏：以其优美的造型、精湛的工艺和悠久的历史而著称于世。清代就制作有串灯、盘鹰、唐僧取经、蝴蝶等十几种风筝，从而赢得了“风筝之乡”的美誉。风筝制作业中自成一家、蜚声海内外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风筝魏”的魏元泰，在1914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牌和奖状。
　　 泥人张：始创于清道光年间，至乾隆、嘉庆年间已享有很高声誉。使天津泥人大放异彩的是“泥人张”的彩塑。“泥人张”第一代张长林(1826～1906)，自幼随父学艺，在继承传统彩塑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已传至第六代。
　　 天津剪纸：借鉴了年画、瓷器、木雕等图案设计，注意外形刻画。人物比例匀称，线、面衔接柔和，无明显的幅度变化。著名艺人尹德元(1895～1965)将皮影戏、彩绘艺术与剪纸相结合，开创了天津剪纸新的艺术风格，使剪纸由民间手工艺发展为艺术创作。
　　 天津砖刻：明清时代逐渐兴盛，道光年间回族刻砖艺人马顺清，将天津砖刻发展为独立于建筑之外的行业。马顺清的外孙刘凤鸣继承和发展了马氏刻砖的“堆贴法”，被誉为“刻砖刘”。著名的天津石家大院砖刻即为其代表作品。
　　天津木雕：出现于清代，集南北特色于一身，又将中国画的构图与木雕相结合，逐步形成木雕精美秀丽、淳朴粗犷的独有风韵。1960年，“木雕刘”曾为人民大会堂精制了巨幅木雕，使天津木雕荣登大雅之堂。
　　 天津漆器：以镶嵌为主，有刻灰、雕填、堆胶、搜金、彩画等，种类繁多，有各种柜橱、桌凳、首饰盒和屏风等，独具艺术魅力。
　　[美食小品]
　　 天津菜起源于民间，得势于地利，博采众长，独具特色。天津是退海之地，古有九河下梢之说，盛产鱼、虾、蟹，且清运、盐务、商业繁荣发达，促进了饮食业的发展，民间风味菜品日渐增多。乾隆下江南，多次驻足天津，对津门菜肴赞不绝口，曾赏赐厨师黄马褂和五品顶戴花翎，并将“烧目鱼条”一菜赐名“官烧目鱼”。其它的民间小吃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与耳朵眼炸糕被誉为“天津三绝”食品。
　　 狗不理包子：选料、配放、搅拌以至揉面、擀面都有一定的绝招儿，特别是包子褶花匀称，每个包子都不少于15个褶。“狗不理”包子铺原名“德聚号”，已有百余年历史，店主叫高贵友，乳名“狗子”。他的包子很受顾客欢迎，生意越做越火，“狗子”卖包子忙得顾不上与顾客说话，人们取笑他：“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狗不理包子因此得名，不仅在历史上为慈禧太后喜爱，今天，也深得大众百姓和外国友人的青睐。
　　 十八街麻花：其特点是香、酥、脆、甜，在干燥通风处放置数月不走味，不绵软、不变质。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创始人范贵才、范贵林兄弟曾在天津大沽南路的十八街各开了“桂发祥”和“桂发成”麻花店，比着干，麻花越炸越好，俗称“十八街麻花”。1949年后，两店合一，由国家投资重建店堂，定名桂发祥麻花店。
　　 耳朵眼炸糕：清光绪年间，创始人“炸糕刘”刘万春以卖炸糕谋生，由于精工细做，并逐渐形成独特风格，加之该店铺选址北门外窄小的耳朵眼胡同出口处，被众食客戏称为耳朵眼炸糕，旺销不衰。
　　石头门坎素包：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包子馅中共有19种副料，均为各地名产。石头门坎素包店原为清乾隆末年在宫南大街开业的真素园，店主为防夏季雨水入店，在门口垒了一道石头门坎，因此得名。



天津人的见解
文/王 青
天津人有见解吗？
很难说。人们这样议论天津人：
一曰“懒”。
天津人懒，但生活得很安逸，没钱照样吃喝。到天津你会感觉节奏慢，包括人们脸上的表情，包括看报纸，看电视，看户外广告牌，这些都市表情的东西，没法让人感觉活力十足。天津人奢望不高，贪污犯少，大贪污犯更少，国有资产流失不厉害。天津消费便宜，一直是北京富人的二奶城市。但人们懒得理会，怕什么呢，做二奶城市好了！
一篇《丑陋的天津人》，道尽了天津人的懒：1997年盛夏的傍晚，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坐着五六个吃完晚饭正在乘凉的天津人。中年人悠闲地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摇着蒲扇，美滋滋地说：“今天厂子又放假，一周都休息三天了，甭说多美了！”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开口说：“你说解气不解气？今儿个我把科长臭骂了一顿，说得他连嘴都张不开。最后，他把我前两天的旷工记录都给涂了。”另一个小伙子说：“今儿下午，我和哥们在瓜摊边下了半天棋，来了几个买西瓜的，我说‘快走开，别烦我，小心我拿刀戳你！’”
二曰“馋”。
天津就是口腔文化，吃的，说的，唱的，口腔文化特别发达。天津人重肚子不重衣着。大连人说自己穷讲究，“苞米馇子的肚子，纯毛料的裤子”；上海人说自己所有家当都穿在身上，“不怕家里被火烧，就怕上街摔一跤”；而天津人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把仅有的一点可以换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也要混一肚子好杂碎。
天津人得过且过，“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一个月挣几百块钱的，到晚上也有几个好朋友，吃几串羊肉串，喝点白酒。天津人打架，先礼后兵，道理讲不清了，再找个没人处华山论剑。有人打架打到别人家里，进门就嚷嚷：“你们爷儿们把我打了！”“哟，打哪儿啦？快上卫生院瞧瞧去。”“不行，他都把我打饿了！”怎么办？一碗南瓜水饺搞定！
三曰“不肯占人先”。
北京、上海、深圳都有一股疯狂劲，天津却外热内冷，怎么也疯不起来。那么多利好消息，“空客”、“大乙烯”、“渤海银行”，包括可能的首都第二机场、第三个证券交易所，都没能激发出应有的热情。
天津人不着急的心态跟西部城市不一样。天津人没有架子，有钱没钱都一样，要端架子刚见面端三分钟就过了。李默然来天津，一个老太婆在旁边喊，“李默然，过来照张相。”挺没礼貌的，但是一方面说明很淳朴，很热情。李默然没理她自己走了，马上那边就骂开了：“啥比德行，你以为你谁呀，不就你妈个演员嘛！”
这就是天津人，你跟我客气，我比你还客气，你牛一点，马上就骂你。
在海河边悠闲的钓鱼者
如何认识天津人的见解？我讲三个小段子。
第一个小段子是：
“亲爱的，你开车一定要小心。”一位正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的司机朋友突然接到妻子紧急电话，“刚才电视新闻上讲了，就在你那条公路上，有一个疯子驾着汽车，一路疯狂鸣着喇叭，正在高速逆行！”
“如果只有一个疯子逆行，那就太幸运了！”司机绝望地喊道：“亲爱的，他们全都鸣着喇叭，全在疯狂逆行！”
是1000万天津人在违章逆行，还是13亿中国人在违章逆行？这是一个问题。
醉汉从不承认自己醉酒，逆行司机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逆行。信不信，高贵典雅的雅利安人就常常醉酒，常常逆行：他们不远万里征服印第安人，最后收获“尼古丁”；呕心沥血征服黄种人，最后收获“珍珠港”；辛辛苦苦征服黑非洲，最后收获“艾滋病”；穷兵黩武征服穆斯林，最后收获“9.11”……
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可惜，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没法笑话他们，因为我们也常常醉酒，常常逆行：1958年，因为不满足于“慢吞吞的”增长速度，我们搞“大跃进”，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结果经济全面崩溃，成千上万民众瘐死沟壑；1966年，因为不满足于“慢吞吞的”革命化速度，我们搞“文革”，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结果思想全面崩溃，一个个青少年成了青面獠牙。
这叫“揠苗助长”。说穿了，逆行和非逆行是一种相对关系，有时候是一种数量比关系。主流媒体告诉我们，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相比，天津这些年落后了，那么30比1，又懒又馋的天津人正在逆行；地理学家告诉我们，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地区，中国只是其中之一，那么200比1，大干快上，GDP年年全球第一的中国人正在逆行！
第二个小段子是：
一个探险家穿越大沙漠，骑着骆驼掉队了，走了七天七夜。没有绿洲，没有伙伴，非常孤单，最后的粮食也吃光了，非常沮丧：“神呵！您瞧我都干了些什么，我干吗要自寻苦吃？”
他觉得自己快要饿疯了。但是，沙漠里连一只老鼠都看不见。他忽然灵机一动：我干吗不将骆驼宰了吃？
说干就干，探险家抽刀就奔向骆驼。
但是，骆驼太高，也太不配合，几个回合下来，累得吐血也一事无成。探险家绝望了，揪着自己头发，跪倒尘埃：“神呵！帮帮我……”
谁也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不远处突然冒出自己的同伴，大家欣喜地奔向他，满载着粮食和水。大家争相拥抱他，欢迎他回到探险队。
探险家又惊又喜，但回头却又继续忙乎。
同伴们好奇地说：“你在干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那好！”探险家转过身，一脚使劲踹着骆驼腰窝，双手紧紧拽着鬃毛，大声招呼同伴：“劳驾，搭把手，帮我把这该死的骆驼摁倒宰了！”
几个回合的宰骆驼不顺，让探险家失去了正常价值判断；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让中华民族失去了正常价值判断——改革开放后大多数同胞心中其实只想着三件事：
没钱花的日子太苦，一定要赚最多的钱；
没房住的日子太苦，一定要有最大的房；
没书读的日子太苦，一定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无视粮食和水的到来，发疯的探险家一心一意要摁倒该死的骆驼；无视现世幸福的存在，发疯的中国人一心一意要实现自己的“票子梦”、“房子梦”和“儿子梦”。这是新一轮的“十年浩劫”：我们拼命赚钱，变成“钱奴”；拼命建房，变成“房奴”；拼命供孩子念书，变成“书奴”！
这是典型的“宰骆驼综合症”。
　　万幸的是，“十年浩劫”之后，中华民族竟然还有一些人是清醒的，他们知道人生在世还可以做比摁骆驼更有趣的事。
　　大家一定猜出来了，我指的是天津人。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拒绝做“钱奴”、“房奴”和“书奴”，他们被人瞧不起；因为没有发疯，没有发飙，他们成了我们中间的异类，受到正人君子的口诛笔伐：“懒”、“馋”、“不肯占人先”！
　　他们不应受指责，最近5年天津GDP增长超过了两位数！
　　毋庸讳言，有关“票子”、“房子”和“儿子”，中华民族一直在还历史旧账，一心一意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还旧账，不能因为四个小瘪三而发疯，发飙。“兄弟，知道吗？中国人疯了。”深圳市研成策划公司董事长姚研成是笔者老朋友，一席话让人如醍醐灌顶：“从前我们是人均住房最少的国家，仅仅25年，现在超过美国，成了人均住房最多的国家——人均住房包括人均空置房，您别看20个农民工挤一间工棚，四壁透风，他们在家乡的房子可是整幢整幢地空着，好多还是‘小别墅’；您别看城里人没房住，一家三代钻鸽子笼，现在建好没卖出去的，加上在建的楼房不知比他们需求的要多好多倍——中国毕竟只占全球人口1/5，我毛算了一下，现在房子占了2/5，再建25年能占4/7！”
“十年浩劫”把中国人逼疯了。
　　 关于“票子”，我们至少要知道赚多少钱是安全的。小煤窑天天坍塌，天天爆炸，“不法矿主在逃”；小食品天天害人，天天杀人，“不法商家被拘”；小官吏天天贪污，天天受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最可笑莫过于海南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因为贪污1000多万被处死，据说平日买根冰棍还要掂量掂量。戚火贵不该杀，应该关在笼子里巡回展出：“看一看啊！瞧一瞧啊！看被‘十年浩劫’贫困影像逼疯了的人什么模样啊！”
　　 关于“房子”，我们至少要知道一个正常社会，一对正常夫妇一生要建多少房：以100平方米一套房，25年一代人，砖混结构平房寿命100年计算，应建1/4套——25平方米；以钢筋水泥楼房寿命200年计算，应建1/8套——12.5平方米——当然，房子要建得像欧美的房子一样结实。
　　 关于“儿子”，我们至少要知道孩子可以简单分为三类：爱念书的，不爱念书的，介乎两者之间的。第一类“不用扬鞭自奋蹄”，第二类“打死我也不念”，真正应该得到人文关怀的只是第三类——他们仅占孩子总数三分之一！
　　 第三个小段子是：
　　 一个年轻人懒洋洋地坐在河边，一边钓鱼，一边晒太阳。一位路过的长者停了下来，十分恳切地说：
　　 ——小伙子，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怎样做才行？ ——振作起来，做点事。
　　 ——做事干什么？ ——赚钱。
　　 ——赚钱干什么？ ——享受。
　　 ——享受干什么？ ——得到闲暇。
　　 ——得到闲暇干什么？ ——钓鱼，晒太阳。
　　 ——我现在在干什么？
　　 “落后是要挨打的！”此话是一位圣贤讲的。
　　 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如果落后不挨打呢？
　　 如果不挨打，应该说，正如选择先进一样，落后也是一种选择，有时可能是一种明智选择。
　　 那么，我在这儿大声说：在“世界是平的”的今天，落后真有可能不挨打——有时恰恰相反，先进要挨打：眼下美、日两国人口加起来占全球人口1/15，贡献联合国的金钱超过了2/5；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向我们提供了超过280亿美元的日元贷款，这些钱可以不还；2006年我们免除了非洲国家60多亿美元债务，西方国家这些年免除的非洲债务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许多人会问：难道日本不需要赔偿战争损失吗？我的回答是：绝对应该，但如果它穷得像埃塞俄比亚，根本就不用出这笔钱！
　　 落后不一定挨打，东部地区一直在向西部输血，北方国家一直在扶持南方国家，因为世界变了，圆的变成了平的。
　　 “世界是圆的！”这是新大陆发现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讲的。因为是圆的，白人痛打有色人种达500年之久。
　　 “世界是平的！”这是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讲的。因为是平的，落后会受益。在弗里德曼看来，最近500年可以分为三个时代：通过国家力量与外界合作的时代，通过公司力量与外界合作的时代，通过个人力量与外界合作的时代——后进者受益时代。
　　 是的，今天是第三个时代，互联网已将全球竞争场所夷为平地，美国投资者大肆铺设海底光缆的疯狂行为把世界彻底变平了。只有今天，后进地区的人们可以呆在茅屋草舍里敲击键盘，一边吃“狗不理包子”一边赚钱：纽约人在纽约向美国政府纳税，完美的报税单有可能出自班加罗尔一位印度家庭妇女之手，出自蟑螂横行的厨房兼办公室；东京人在东京修建日式别墅，精密的设计图纸有可能出自大连一位中国高考落榜生之手，出自喧嚣恶臭的网吧。
　　 我实际上想说的是，有了网络，有了上传下传，仅就“更合理更实惠地把工作与休闲融合在一起”这一人道主义命题而言，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正在犯致命错误：莫名其妙地吃着猪狗食，干着牛马活。
　　 “吃着猪狗食，干着牛马活”的准确的提法应当是充当“驮兽”。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历史学家亨德里克•房龙：“（欧洲）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生活既不太宽裕，也不太困难，所以人既不会成为二流子（如在非洲），也不会成为驮兽（如在亚洲），而是能够比其它地方的人更合理更实惠地把工作与休闲融合在一起。”
　　 对！“驮兽”。在房龙先生的眼睛里，亚洲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是一群群黑压压的，不知享乐为何物的牛、马和骡子；而在我们的眼睛里，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在于奉献和牺牲，从前为国家，为“三分之二受苦人”，现在为票子，为房子和儿子！
　　 真的，5000年漫长岁月并未让我们变得成熟一些，我们依然习惯于将一些相对真理看作绝对真理，依然习惯于将一些阶段性举措看作宇宙永恒法则，依然习惯于用美学标准来评判一些绝对不属于美学范畴的事物：艰苦奋斗是好事，贪图享乐是坏事；锐意改革是好事，因循守旧是坏事；高速发展是好事，停滞不前是坏事；……钱多是好事，钱少是坏事；房大是好事，房小是坏事；念大学是好事，念小学是坏事！
　　 于是我们成了驮兽。
　　 我们显然忘记了苏格拉底那句名言，“人间罪恶大多缘于人们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显然忘记了比苏格拉底稍早一些，一位名叫老子的河南老汉已经给我们指出过正确方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对！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作为凤毛麟角的社会精英，应该要轰轰烈烈，要惊天地而泣鬼神；作为芸芸众生，普通百姓，则应该要平平淡淡，要平平安安。我实际想说的是，如果有一天大家能像笔者一样，有一处60平方米住房，有一部电话、一台电脑外加一屉热气腾腾的“狗不理”，生活在老子的理想社会里，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而眼下，1000万天津人可能是我们中间最幸福的人！




一个城市的背影：
　　解读“天津综合症”
　　文/饮流一笑
　　
　　在中国城市的进化版图中，无论用历史的还是未来的眼光来看，天津都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普通城市。但是，如果你用打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天津恐怕又是一个令人困惑甚至让人有些看不懂的奇怪城市。
　　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天津所经历的变故之多却是中国大陆乃至世界很多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些在造就了这座城市辉煌的同时，也造就了她的守旧、恋家、自闭、、平庸乃至有些尴尬。
　　【守旧症】
　　 关于天津人的“人格特征”，一个最为普遍的说法是守旧，或者说是“小富即安”，似乎天津的一切都与落后保守有关。虽然2006年关于天津的各种新闻吸引了全国的眼球，虽然天津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城市面貌大为改观，但在很多人的眼里，天津人的状态一切如常。
　　 黄昏时候，漫步在劝业场一带老街，你时常有一种时空错觉：空气中弥漫着糖炒栗子的陈年香味，旧时津门伊人的香鬓衣影也仿佛触手可及。
　　 天津人是有怀旧资本的。那时的天津人打的电话就是爱立信的，坐的电梯就是OTIS的，用的香皂就是联合利华的，吃的西餐就是起士林的，坐的叮当作响的电车就是奔驰的。津门名流们生活“十分有趣，迷人”，而且昂贵，以至于从紫禁城搬来的末代皇帝溥仪，轻易也不敢带着妻妾出门，她们会比着买些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溥仪先生心疼得要命。
　　 在《走向共和》的近代中国时期，天津曾经开创了一个辉煌“天津新纪元”。研究天津历史的专家会告诉你，近代天津曾经多么辉煌。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一个国家邮局，从第一部线电话到第一辆有轨电车，从利顺德到饮冰室，从《大公报》到劝业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天津是怎样由一个府县城市快速演进为中国推行近代化的北方中心，成为超越北京、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所以长期以来，天津人在昔日的辉煌中迷失了。他们频频回头，恋恋不舍，玩古忘今。所以这里的人和“新锐”一词早已联系不上，所以这里已多年没有原创性的时尚符号，所以这里事求循规蹈矩，人求合群就好。更让人痛苦的是，甚至在“超级女声”、“梦想中国”的娱乐舞台上，也难得一见天津美女的身影。
　　【恋家症】
　　 天津老百姓很少有愿意离开家乡的，他们宁愿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往返几十公里也不觉得苦,下了班凑伙闲聊、打牌、喝小酒、听相声……这在习惯了匆匆往前赶的上海、北京等城市人眼里也许就是不思进取，但是天津人自己却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恋家症是中国人的通病，但是天津人似乎特别恋家。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在外省外国外地，“碰见个天津人不容易”。天津人似乎很少背井离乡，就算有，当他们在外发了财也要想方设法落叶归根。于是，天津人恋家恋土在全国出了名了，甚至连老外都知道天津人特别home bounded。
　　 天津人考大学一般是首选本地大学，这就使像南开大学这样的本地高校录取分数线比北大、清华还要高。天津小孩考大学的时候，父母宁愿为他选择一个本市的一般院校，也不愿放孩子到外地去上重点校。即使那些在外地求学的天津小孩，毕业之后首选的就业城市也不是上海、北京，而是想法设法托亲戚、找门子回到天津来。难道真的是“北京的金窝、上海的银窝都不如天津的安乐窝”？
　　 那个叫李承鹏的足球记者曾说：天津是个特别适合厮混的地方。这厮说得极为到位。如果说名声显赫且政治气氛浓厚的北京出身于“深宅大院”，那么天津更像是“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是质朴的、平民化的“恋家狂”。在胡同里长大的天津孩子，对周围的一切都怡然自得，恋着家乡的美食，恋着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恋着家乡的一切。求学不考虑外省，工作不考虑外地，购房当然也只考虑自己“打小长起来”的巴掌大的地儿。
　　【自闭症】
　　 近代以来，天津“爆发式”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迅速提升，新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来自西洋、东洋的“洋玩意儿”，令天津人大开眼界，也平地滋生出“莫名的高傲”来。至今，还时常听到天津人自豪地说：历史上天津“牛”的时候，包括北京在内的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现代文明还处于“穿开裆裤”的阶段呢。
　　天津人对“本地的”、“外地的”有点在乎得神经过敏：买带鱼要“本地带鱼”，买白莱要“本地白莱”，买萝卜要“本地萝卜”，甚至连土豆（马铃薯）、猪肉都要“本地的”。天津人常常以“吃过见过”自诩。天津妇女几乎都有一手做鱼的好本事，却常奚落别人“有好东西没好做。”
　　天津相声段子里经常有一些“怯口”，是拿进城的乡下人找乐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相声段子里，是这样编排“老呔儿”的：“老呔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毡帽，腰系麻绳；看场球赛不知输赢，买瓶汽水不知退瓶，找不着厕所旮旯也行，往那一站影响市容。”其实，天津人多数都是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后裔，何以进了天津卫便瞧不起乡下的穷亲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视小品以及民间段子中，天津人被塑造成了全国的“老呔儿”，诸如拉登轰炸一类编排天津的网络段子甚是流行，天津成了全国人民奚落找乐的对象。
　　“天津足球小富即安。”这是2000年金志扬下课前给与天津足球的评价。“小富即安”也确实是很多外地人描述天津的城市性格特征之一。而戚务生在离开天津足球时无奈地说到：可能我戚务生不适合带的是“天津这样的”球队。语言的逻辑重心一旦落在“天津这样的”定语之上，一切就似乎变得沉重起来了。而从当年北京人金志扬那句著名言论——先当天津人，再办天津事儿；当好天津人，办好天津事儿——之中，可以依稀看到他在遭受非难之后寻求文化融合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无奈。

【平庸症】
　　 在天津站前广场，矗立着一座极富近代工业城市色彩的“世纪钟”。在诞生过三条石、机器局的这座钢铁城市里，其实漫溢着极度人文的东西。这是在机器重压下滋养出来的一滴现代文明的润滑油。否则，蔡将军怎么会爱上小凤仙，张少帅怎么会遇到赵四小姐，张爱玲、林徽因这两大民国才女又怎么会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的童年时光呢？
　　 天津从来不缺文化人，更不是“文化沙漠”。早在20世纪上半叶，天津曾催生过一个名扬四海、熠熠生辉的文化人才群体。即使在解放以后，天津也曾诞生过一大批院士；改革开放以来，也涌现了如冯骥才、蒋子龙、林希、肖克凡等本地著名作家。
　　 但今日的天津，绝对是一个文化及文化人平庸的城市。这是一种如此触目惊心的落差，令每一个上了年纪、有点记忆的天津市民都感到颜面无光。
　　 天津市民的整体素质绝对应该排在全国前列，但是天津的传媒却由于体制和人文等方面的原因，大多因循守旧、肤浅俗常。虽然天津的两大报系经营情况都名列全国前列，但除了偶尔精心炮制一些猎人眼球的标题外，大多乏善可陈，更不要指望着它们代表和引领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城市精神。
　　 当时尚已经成了一种空气，当娱乐已经成为一种营养，当人们对金钱的梦想已经被松绑、释放、加热、沸腾的时候，天津依然没有自己的《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在天津，你别奢望能找到广州那样的酒吧、北京那样的书店、成都那样的茶馆、上海那样的博物馆。天津有多家古玩城、旧书市，但是却没有类似北京、上海那样的特色民营书店；天津也有酒吧街，但是却没有北京后海、三里屯以及上海衡山道、新天地那样的品味和氛围；天津的早点摊可能是全中国最丰富的早点摊，但是天津餐馆的文化档次和美食水平却乏善可陈。唯一令外地人羡慕不已的，或许就是那些散布在老城一带大街小巷里的相声园子了。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的人文旗帜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一个拥有丰厚文化资本城市的文化格调，仅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我相信，不是天津人没有才华，也不是天津人思想不敏感，而是因为天津特色的内敛与封闭意识太根深蒂固，窒息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种子的滋生与成长。
　　 长期以来，天津文化醉心于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情调之中，导致天津文化性格逐渐枯竭萎缩；长期以来，天津文化受制于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而缺乏自发的、活跃的、多元的、民间的文化发展氛围；长期以来，由于天津精英文化的缺失或者流失，使你能在此地轻易地找到一类人，却很难找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长期以来，一个三流作家可能在本地势力的媒体记者炒作成一流作家，而无数个具备成为一流作家潜质的新锐作者，却不得不在清贫寂寞中走向沉沦；长期以来，由于城市人文精神的匮乏甚至压抑，很难吸引那些渴望激情的人们长久地、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从而使天津本应散发出来的城市魅力暗淡无光。
　　【尴尬症】
　　 天津是一座尴尬的城市。翻开2006版的《中国自助游》, 有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天津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尴尬’”。
　　因为常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所以天津的名气一直很大。可说起北京或上海，你可能脑子里满是或传统或现代，或大气或时髦，反正是与其相匹配的大都市符号。可现在提及天津，印象中的城市符号却只是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等津味小吃，也许，还要加上几个传播率极高的天津笑话。这种令天津人心里多少有些“皱巴”的世俗心态或直觉判断，均缘于一个惨淡的地缘事实，那就是无论文化影响力还是经济辐射力，与其名气相比，天津都太过“局限”、“小气”。于是，谈及这座城市，现实尴尬和尴尬历史就成为我们避不开的人文话题。
　　天津是美国门口的墨西哥。有人说，天津人好面子，大有一种“牙掉了咽肚子里，胳膊折了存袖口里”的心态，就是再困难也决不说出来，只能忍辱负重、不事声张。是啊，怎么好意思说呢，我们可是堂堂的天津人，四大直辖市之一。只有我们帮别人，怎么能沦落到要别人来可怜我们呢？
　　2004年，天津人轰轰烈烈地纪念了自己城市的600岁生日，包括官方媒体在内的舆论一窝蜂地大肆炫耀自己的历史，大有一种“想当初我们老祖先有钱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条街上要饭呢”的骄傲，但是我们却很少看见直面现实、反思历史的人文拷问。让人不得不感叹：难道天津人只能整天的抱着那曾经的辉煌，去回味，尴尬的笑一笑，得到点精神的安慰么？
　　与所在城市共荣辱，如今已经成了中国城市进化史中典型的文化现象。行走一个城市，居住在一个城市，对城市了解越深，越觉得爱恨交织。不管那些不怀好意的编排天津段子的人是怎样看待天津，也不管天性幽默的天津人是怎样自嘲自己，正如地产界的“刺头儿”任志强所指出的那样，天津人的不思进取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城市运营中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建设物质大都会的同时，天津建设精神大都会的路途还很漫长。
　　在过去的2006年，天津以全方位崛起的姿态仿佛在一夜之间猛然苏醒。据悉，在国务院批准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之前，提交给有关部门及中央领导的天津定位移开始有28种之多，然后由从28种中选定了10种。但是，最后的定位还是让期盼快速发展的天津人得到了一份迟来的惊喜，也让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和经理人对这个曾经尴尬城市的复兴和崛起充满了无限期盼。




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在天津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觉得“生活在别处”。
　　人物画像之蒋子龙
　　文/本刊记者 杨逸民
　　
　　初到天津遭遇当头一棒
　　1955年，蒋子龙从河北沧县考入天津四十中学，时年14岁。由于考分最高，入学后学校按分点将便做了班主席。
　　两年后的一天，对蒋子龙一直很好的一个教导主任被忽然打成右派，蒋子龙带着四个班委出席学校组织的批判大会，出来之后，蒋子龙对班委们说：“主任够倒霉的。”这句话引火烧身，学习委员告密了，随后全校组织了对蒋子龙的批斗。
　　“那个时候，学生是不打右派的，全校共青团员批判我，却取了个医学上较温和的名称叫‘会诊’。”现在回想起来，蒋子龙笑道，“这是天津给我的第一个教育，迎头一棒。”
　　五离天津而不成
　　 “迎头一棒”让少年蒋子龙很长时间无法建立起对天津的好感。
　　1958年毕业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无法再供他继续读书了，于是他顺应父亲意愿，报考了管吃管住的天津重型机械厂技工学校（以下简称“天重”）。从技校毕业后，又考入了海军制图学校。
　　这也是蒋子龙第一次打算当兵离开天津。可是从制图学校毕业后不久，便赶上北部湾战争，被分到天津塘沽的海军司令部制图大队，为越南制图。
　　蒋子龙在制图大队逐渐当上了组长，当上了技术能手，部队也准备给他提干了。提干可能是蒋子龙第二次离开天津的机会。但，上级一调查，蒋子龙出身富农家庭，提干之事泡汤，又给摁在了天津。
　　当兵不能离开天津，复员后总可以自主选择了吧。1965年复员时，蒋子龙心想：我已经见识过大海，还应该走遍大山。于是带上复员证件，踏一双军用球鞋，拎一个包，就要去新疆。那时候的蒋子龙信心百倍，因为他的制图水平一流，凭这技术到新疆测绘大队肯定是大受欢迎的人才。
　　命运偏偏又一次捉弄了他。在兰州火车站转车去新疆的时候，蒋子龙在候车室枕着包睡着了。一伙小偷脱下了他的一只球鞋，迷迷糊糊刚一抬头，头下的包“哗”一下又被拿走了。他翻身起来，光着一只脚稍一犹豫，两个小偷消失在了人群中。
　　蒋子龙立即什么都没有了。他只好找到火车站警察，说明身份后，被带到当地的“荣复转退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海军司令部打电话确认他的身份，对方一听，“哟，蒋子龙复员啦？”因为小蒋同志多才多艺，曾带文艺队为中央军委和海军司令部的首长们演出过，所以名贯司令部。他们把蒋子龙接回天津，重新给他发了大衣，并给天津市有关部门打电话，直接又把他送回了天津复转安置办公室。安置办说：你是从天重出来的，还得回天重。
　　蒋子龙第三次没能离开天津。
　　回到工厂，蒋子龙开始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到来，他的作品为他带来了厄运，成了大毒草，又一次受到人民群众的批斗。
　　1979年，蒋子龙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全国轰动。这部以天重厂长为创作原型的短篇小说，虽为蒋子龙了赢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的荣誉，却同时也让天津市委机关报树立了典型，破天荒地以14个版面对小说进行批判。
　　在批判的声音渐弱时，蒋子龙又有了第四次离开天津的机会：国防科工委创作组准备调他去北京搞创作。
　　“我很高兴，第二天就要办关系了。头天晚上，国防科工委的同志在我家吃饭。当时天津市创评室一个领导忽然到我家来串门，进门一看，一个大校军官在我家，很好奇。我又没什么城府，就高兴地说，我要离开天津这个鬼地方了，去北京重新当兵。结果，他客气的坐了一会，回去就给天津市有关领导打了个电话，说蒋子龙在创作队伍里还算是个人才，不能让他走。市委立刻紧急通知单位，‘蒋子龙不能放行’。第二天去办手续，啪，又被搁下了。”
　　从那以后，蒋子龙已经没有多少离开天津的愿望了，而且，他也已经在天津扎下了根。所以，当第五次机会到来的时候，蒋子龙则显得很平淡。这一次，是中国作协打算调他去北京，派来了周扬和张光年两位老同志跟天津市委领导协商，最后同样也没有调成。而他本人是这样看待他这最后一次离开天津的机会的：
　　“如果去了，我将缺少3部长篇，少出50本书。我一共出了90本书，而很多都是在那之后的这些年写的。”这么看来，要创作还得留在天津，天津成全了他的文学。
　　“天津这个地方养育了我”
　　《城市地理》：你对天津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情感呢？
　　蒋子龙：客观的说，天津这个地方养育了我。由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位置，这让我时常保持清醒，我永远跟天津是有距离的，我清醒地观察天津，文学的品骨和做人的清醒没有丢。
　　《城市地理》：在你眼里，天津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蒋子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天津性格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平实，自谦。这是天津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千百年来，天津都以北京的门户自居。其实，世界走到今天，任何门户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美、英轰炸伊拉克是从哪个门进去的？整个天空都是门。今日的天津似也用不着张口闭口地把“门户”挂在嘴边了。如今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也未必就是铁饭碗，或许现在是该考虑弄个第二职业的时候了。不久前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建立了滨海新区，这个城市的生机又开始显现。
　　《城市地理》：现在是离不开天津了？
　　蒋子龙：现在离不开天津，是因为习惯了，这里有家庭的根，也有写作的土壤。




“天津建卫600年，怎么让人感受到、看到呢？总得有600年的东西吧。我这里有天津历史上几乎所有年代的石头、瓷器和其它文物。它们不但体现了天津的历史，还装饰了天津的现在。”
　　人物画像之张连志
　　文/本刊记者 杨逸民
　　
　　有人说，去天津，如果没去世界上唯一的“能吃的博物馆”，那就等于白去。
　　这是一家私人博物馆，位于天津万国建筑风情云集的五大道上，这原是一幢4层的小洋楼，建于1937年，由意大利设计师建造，外檐立面巧妙的用琉缸砖形成的“疙瘩”做点缀，俗称“疙瘩楼”。现在，这里挂上了“AAA国家级旅游景点”的牌子。人们走进去，不仅可以看到各种珍贵的历史文物，还可以品尝美味佳肴，因为，博物馆同时也是一家粤菜馆。
　　博物馆的主人叫张连志，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文化世家。他收藏了数不清的石头、瓷器、家具等各种文物，他还用这些珍贵的历史碎片为天津装饰了新的城市景观——即他的另一件杰作“瓷房子”。这幢位于赤峰道上的法式小洋楼，被张连志用古瓷片里里外外包了起来；而那些数不清的大小瓷片，每一片至少都有200年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历代瓷器年鉴。“瓷房子”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世界目光的关注。
　　记者2006年10月走进瓷房子时，装饰还没有完工，铁门紧锁，而已经有不少人常常站在大门外拍照了，甚至有人请求守门员能让他们先睹为快。
　　
　　收藏出世界之最
　　张连志出身在天津卫一个收藏之家。但由于“成分不好”，父亲被定为资本家。解放后，家里的宝贝一件件没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就想，“得赚钱养家，把东西买回来留下，让父母也高兴高兴。”
　　于是，张连志拼命做生意赚钱，用自己的家传慧眼扫描各地的穷乡僻壤、市井小镇，捧回来的一件件看似粘满尘土貌不惊人的旧物，实则为世间难觅之珍品。
　　张连志还记得，他给母亲买回那一套曾经卖掉的清朝红木家具时，“我娘一看，那个笑啊，那个笑脸我到现在也忘不了。”
　　就此张连志的收藏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20年后的今天，经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张连志的粤唯鲜酒楼以收藏古文物数量及品种最多，而获得“吉尼斯世界记录”，随后成为国家批准的第一家私人博物馆， AAA国家级旅游景点。著名作家冯冀才为酒楼题词“能吃的博物馆”。
　　张连志将他收藏的文物分门别类，建起了三座博物馆。华蕴博物馆以石头为主，囊括了北齐、北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300余块石造像、石碑和石刻。此外还有3000余件青铜器；其余两家隽祯博物馆和古雅博物馆，则分别以明清贵重木器家具和近现代枪支为主。在圈内人看来，他的每家博物馆都将藏品做到了极至。
　　张连志的私人博物馆已成为外地人去天津的必到之地，几乎每天都会免费接待很多只参观而不吃饭的游客。而张连志现在还会告诉人们，“一定得去看看瓷房子。”
　　瓷房子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品。所有的创意和设计都来自于张连志本人，来自于他对古瓷疯狂的痴迷。他将多年收藏的上亿片古瓷与西式建筑这两个不同的事物在另一个界面上进行融合，彼此跨界、彼此超越，引起了世界的惊叹。专家称，这是他“无意中给人们一个新的视觉经验，一次和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意外的相遇，一个虚构的故事，一次东西方的跨界，一个由非建筑师完成的非实验性的作品”。
　　张连志给他的瓷房子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China House”。
　　他用他的收藏为天津烙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符号。
　　
　　抢救历史，让世界了解天津
　　张连志很长时间呆在国外。他说，在国外常常有人问他是不是日本人、韩国人，或者是香港人、台湾人。“我说都不是，我是中国大陆人，天津人。天津知道吗？从北京开车过去两个小时。然后他们说，‘啊，那就是北京啊’。”张连志说，外国人不了解天津，“我觉得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天津。”
　　《城市地理》：你的博物馆和瓷房子已经成为天津的旅游景点，这对世界了解天津多了一个渠道。但这些文物本身与天津的关系有多大？他们属于天津吗？
　　张连志：天津离北京很近，曾经辉煌过，离宫里近，就有很多家具和瓷器，很多遗老遗少，甚至溥仪、溥左都在天津住过。天津有皇家的文化，而且天津的皇家文化文人化，文人的文化市民化，所以天津出过很多的收藏家和玩家。我的收藏也都以天津本地的为主。
　　最近几年，天津蓟县发现了好多处窑址，都是宋代或者辽代的，非常珍贵。天津的石头和瓷器特别多，光明清的罐我这里都有4000多种。而这些年天津的文物也流失了不少，我的好多藏品都是花了很多钱从国外买回来的，属于抢救性的收藏和保护。而且我从来不卖我的藏品，无论别人出多高的价钱。
　　《城市地理》：除了石头和瓷器外，你还对其它文化的符号感兴趣吗？
　　张连志：还有很多。比如袁世凯在天津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又刚好处在地铁的出口，所以需要搬迁重建。我们花巨资买下来，一片瓦，一根柱子都编号，拆回来放在库房里，现在还没买着地，地买好了我们再原样不变建起来。这属于天津的珍贵历史，不能消失，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去做这些事情。
　　《城市地理》：你对天津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张连志：我觉得一个人必须有责任。天津是一个比较规矩的城市，同时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儒家思想在天津积淀很深，这也塑造了天津人讲理的性格，正如我本人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跟天津是分不开的。




刘春慧，天津回民区的老居民，漂亮利落的女人，戏园子里受人欢迎的相声女艺人。她一边摆摊儿卖羊肉串，一边活跃在相声舞台，过着朴素而又艰辛的生活，却始终有声有色。
　　人物画像之刘春慧
　　文/丫头子
　　
　　卖羊肉串的“白阿姨”
　　今年39岁的刘春慧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尽管自幼家境贫寒，她却十分爱好文艺。初中二年级时，她看到天津市河北区话剧团招业余演员，便壮着胆子跑去考试，结果还真考上了。1983年，高中毕业的刘春慧本想报考艺术院校，可是面对家中无米下锅的窘境，她不得不到天津市桂顺斋糕点厂中点部当了一名工人，1993年下岗。那两娘，她的6个哥哥姐姐也全部下岗了。生存的艰难，使刘春慧只能暂时放弃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四处找活干。
　　一份月薪400元的工作干了两年多后，刘春慧见哥哥们卖烧烤赚的钱比自己上班要多得多，便辞了工作，在黄纬路四马路市场摆了个摊，卖起了烧烤。每天5点起床，去屠宰场买来几十斤羊杂碎，洗干净，切好，拌上调味品，然后串上竹签，推到街上去现烤现卖。
　　由于刘春慧所在的菜市场有好几个烧烤摊，那些年轻力壮的爷们经常在大热天光着膀子大声吆喝，想方设法地抢刘春慧的生意。在嗓门、气势上拼不过人家，刘春慧便在其它方面动脑筋：她不断提升自己的烧烤技术，使烤出来的肉串色香味俱全；为了提升服务品质，她专门做了几套白衣服，制作烧烤时就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子，形象干净体面。很快，刘春慧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白阿姨”，生意极其火爆。
　　1997年，刘春慧兄妹7人合伙在黄纬路四马路租了个40多平方米的门脸，开了个回回羊肉串店，很快就把小店在附近做出了名气。
　　生活的难题解决之后，刘春慧身上的文艺细胞又活跃起来。在她看来，挣钱只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只是为了挣钱。人应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体现自己的价值，享受真正的快乐。
　　
　　说相声的刘春慧
　　早在1995年春节，刘春慧抱着试试看的念头，报名参加了天津市业余相声大赛，没想到居然捧回了三等奖。第一次参赛就获奖，刘春慧大受鼓舞。也就是在那次大赛上，她认识了著名相声演员于宝林老先生。于宝林是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得意弟子，有着丰富的相声表演经验。刘春慧对表演艺术的热爱，使他想起了自己当初学艺的情景，老先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教起了刘春慧。
　　1998年，于宝林成立了天津众友艺术团，因为当时艺术团是清一色的说相声的爷们，于宝林便极力邀请刘春慧去担任报幕员。在报幕的两个多月里，刘春慧就像一块海绵被扔到水里，拼命地吸收相声艺术的营养。别人报幕，报完就下台，她不，她还要呆在舞台一角瞪着大眼睛看人家怎么表演。遇到不懂的地方，演出结束后就缠着人家问。
　　同时，她还暗暗下功夫，利用烤羊肉串的空余时间，把《报菜名》、《地理图》等相声节目背得烂熟于心。刘春慧的努力，于老先生全部看在眼里。忽然有一天，他对刘春慧说：“你准备得差不多了，上台吧！”
　　刘春慧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终于有机会表演了，紧张的是茶社的观众是最挑剔的，如果演得不好，他们会当场喝倒彩。因为有所顾虑，开始说相声时的刘春慧完全放不开，两腿僵硬，声音颤抖，观众听起来自然不乐。
　　从此，刘春慧练活儿便着了魔，有事没事嘴里都在念叨活儿。由于一边是羊肉串的摊面儿，一边是说相声的台面儿，她忙得像个陀螺。除了在家里练，在摊上卖羊肉串也练，人少的时候就背台词。如此练了几个月，终于不紧张了，上台后叽里呱啦一阵抖包袱，还博得了观众的掌声。
　　羊肉串摊档是个故事很多的地方，她天天支着耳朵听客人说笑话，遇到好的段子就赶紧拿笔记上，改天就写到段子里。
　　这样坚持了三四年，刘春慧的名字开始被天津的老百姓熟知，她的台风也稳健自如多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她的羊肉串生意也越来越好。很多人为了一睹刘春慧烤羊肉串时的模样，从老远的地方打的来“关照”她的生意。而刘春慧也越来越“会说话”，摊上吃羊肉串的人常常是三教九流混杂，偶尔有人戏弄她甚至拿她找乐，她则用相声语言化干戈为玉帛，大家一乐，也不再尴尬了。
　　有时候刘春慧在摊上正烤着肉串，有观众认出她来，说：“你就是说相声的那个刘春慧吧？”她说“对”。观众就劈头指责她：“你怎么干这个呢？不可思议！”
　　在剧场里，刘春慧表演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底下有观众用很不屑的口气说：“哎呀！这不是卖羊肉串的吗？她能说出什么好相声？”
　　开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她心里有点儿承受不了，但后来渐渐地就习惯了。她理直气壮地想：我说相声也好，卖羊肉串也罢，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干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不怕别人说！再说，卖羊肉串能够接触各个阶层的人，收集到很多一手的素材，写出很多生活化的好段子，何乐而不为？！
　　刘春慧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放弃烤羊肉串。她说：“相声只是我的爱好，咱不是腕儿，单凭说相声是不能维持生计的，所以我要一直烤羊肉串，让这方面挣的钱能够维持生活。至于说相声，它是我的精神寄托，我不在乎能不能挣到钱，只是热爱那种在台上的感觉，那种可以实现梦想的感觉。”刘春慧认为，一只脚在天上，一只脚在地下的生活最幸福。既有梦想，又很踏实。




　天津的未来及其可能
　　文/饮流一笑
　　
　　
　　 2006年，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新的重要话题，是“天津”。这一年，注定会成为天津历史上不平凡的关键一年。
　　 从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到滨海新区被列为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从空客320落户到大乙烯项目正式动工，从媒体的天津新闻热到股市的天津板块火，从渤海银行的建立到申请成立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在过去的一年里，随着一系列新政的全面推行，沉寂多年的天津忽然重新活跃起来，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有关天津复兴的说法不胫而走，顷刻间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瞩目的热点城市。
　　
　　终于盼来了一个定位
　　 放眼六百年来尤其是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天津大历史，盘点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天津定位的反复变化和沉浮脉络，姑且用两句话概括之：一为“惶惶然定位不知所终”，长期以来城市定位不清、发展方向不明；再就是“岌岌乎重振昔日雄风”，为了恢复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天津卧薪尝胆、上下求索，历尽波折、渺不可得。在这两大命题构成的历史进程中，期待复兴的天津一直处于潮起潮落，峰回路转的波折之中。
　　 有些巧合的是，有关天津定位的说法，几乎每隔十年都要进行一次周期调整。这是不是一种“天津周期律”呢？
　　 有人评价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天津似乎“运气不太好”。从历史上看，中央政府对天津的发展定位曾经多次变更：建国初期，天津延续了中央直辖市的地位；1958年，天津被改为河北省的省会，直到1968年才重新恢复中央直辖市地位。作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北方大本营，虽然早在1984年天津就被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但是天津的产业结构、国企改革甚至是与北京的微妙关系，却曾令天津的城市发展思路摇摆不定，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没有明确过天津的具体定位。
　　 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就曾经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198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天津市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给出的发展方向是“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
　　 然而，在邓小平视察天津整整十年之后，天津并未迎来预言中的“大发展”。面对浦东新区迅速崛起的局面，天津官方发起了一场争取北方经济中心定位的宣传攻势，甚至邀请到了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顶级专家来为天津助阵。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这些政论文章的剪报，重读那些略显发黄的文字，天津争当北方龙头、抢占制高点的豪迈壮志和焦灼心态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感喟。
　　 据曾任天津市委书记的聂璧初在《认识天津、振兴天津》一书中披露，在当年全国人大代表团致中央的信中写道：“现在已经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龙头城市，还要朝着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方向发展；将要批准建立的重庆直辖市是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惟独天津直辖市的性质和区域地位，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
　　 1997年，天津被定位为“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这一定位似乎与十年前的老定位并没有多大差别。虽然天津方面曾经将这一定位解读为“天津是北方经济中心之一”，虽然在此前后开始的天津“三五八十”战略为今日天津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但在大上海迅猛发展和大北京的地缘优势下，天津的定位依然显得模糊不清。
　　 几乎每隔十年，政府就给天津开出新的定位“良方”。似乎每用一剂，天津便能“活了”。弹指几十年间，天津不仅早已落后京沪几个身位，也开始陆续被广州、深圳、苏州这些明星城市超越。至2000年，天津在全国省市区的排名，与山西基本持平，列在第20位；在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元以上的16个大城市中，虽然排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之后位居第五，但在增速上却落后于苏州、宁波、南京等城市，仅排在第11位。
　　 一战不胜，必有战术上的失误；屡战而不胜，那肯定就是战略上的失误了。这个时候的天津就像一个没人理睬的没落贵族，在广东、上海一支独秀、风光无限的时候，在天津被人贬损、百口莫辩时，卧薪尝胆，积蓄实力，等待新的复兴和崛起的机会。
　　 2003年，曾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赴任天津市长，把天津建成“北方重要的金融中心”就成了这个城市的梦想。且不说天津今后发展战略是“三步走”还是“五步走”，只是不管怎么走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公开的数字是这样的：2003年，天津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千亿元，5年后总投资将超过7000亿元。
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里，《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高调出炉。新的天津总体规划最亮眼的部分，要数“构筑以京津为双核心，各种交通方式紧密衔接、快速转换、通达腹地的区域一体化的现代交通体系”。要知道，京津一体化在天津官场曾经是一个颇为禁忌的话题。
　　 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将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不再提及“经济中心”，实际上暗示了天津在区域经济中的“龙头”地位。
　　 2006年3月23日，国务院通过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天津被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随之，天津滨海新区又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并获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集众多政策优势于一身。按照媒体的说法，在经历了漫长的没有方向、甚至有些令人绝望的等待之后，天津终于等来了一个“说法”——北方经济中心。
　　 天津醒了。2006年的天津终于找到了方向，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看，在兜了无数个圈子之后，这个说法来的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如果说找回某些名分、找到某种说法是一场“战斗”的话，把说法变成现实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在未来城市中国的赛跑中，天津将走上更加坎坷、更加艰难的复兴之路。
　　
　　把脉复兴之路
　　 北方经济中心是什么？能给天津带来什么实惠？能让天津老百姓的工资涨多少？涨了工资是不是可以买得起更大的房子了？在天津人还在联想自己的物质生活与这个定位有多大关联的时候，在天津还没来得及对新定位拿出太多令人振奋的配套方案的时候，在关于天津的未来还有些“外热内冷”的时候，资本市场已经率先闻到了天津新定位带来的新商机。
　　 在最新一期的《财富》中文版的中国城市榜单中，天津与上海一同被列为中国最具商业潜力的城市。而在股票市场，天津板块成了股民们竞相追逐的香饽饽。
　　 平情而论，与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已经迈开实质性的步伐，和大珠江三角洲粤港澳合作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相比，环渤海经济圈没有像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实质性的阶段，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如今，以天津为主题的中国改革“第三部曲”已经奏响，在广东、上海这些前事之师“先行一步”、“更上一层楼”之后，作为所谓中国第三极的天津，能否充分利用好“后发”的政策优势，能否在大北京的光圈下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能否在计划经济堡垒的旧体制之外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呢？
　　 2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某种程度上依然停留在红头文件和龙头经济的层面上。实现了快速发展的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无不是以红头文件为标志，才找到了聚集各种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强大引擎。或许，天津可能成为这种改革的最后一个样板城市。但是，与深圳、浦东、西部、东北、中部等区域经济的国家政策优势相比，虽然天津享受到了几乎能够享受到的一切优惠政策，但是天津需要破解的难题依然很多，这不仅是天津复兴的一道“天津方式”，更是撬动中国北方板块崛起的一个“天津使命”。
　　 观察今日天津，一个具有600年历史的中心城区，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一个是在盐碱滩上建立起来的滨海新区，已经以不亚于当年浦东新区的速度迅速崛起。令人欣喜的是，曾经是两种路径、两种机制的两个城区之间，今日已经呈现水乳交融之势。因为，无论是“改造旧天津”还是“创造新天津”，都将承担起天津复兴的历史使命。
　　 在迈向北方经济中心的进程中，天津正以构建对外现代交通体系为重点进行一场“城市复兴”运动，固定资产投资和城市基础建设已成为未来几年天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天津将在两三年内把一百亿美元的投资变成最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用于京津城际铁路和高速路、海港和空港的建设等，“金融”、“建设”正在成为天津发展的关键词。滨海新区无疑将担当天津这一历史性使命的主动力和主引擎，其势头也将来得比浦东还要猛烈一些。行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头，穿越那些嘈杂喧闹的“大工地”，分明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一种“向上生长的力量”。是的，天津正在用实际行动、用一个又一个大手笔洗刷自己曾经的耻辱。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城市中国风起云涌的激烈竞争中，在天津已经不再是天津人的天津的今天，天津人更需要开阔的思想视野，“跳出天津看天津，跳出过去看未来”，不能只满足于自我感觉良好，更不可“临渊羡鱼”，陷入一种盲目的悲观情绪之中；与北京之间，也不应再是你吹你的调，我唱我的号，而应该海纳百川汇于一处，联手打造世界级京津大都市圈；要想将形式上的“名分”，升华为“货真价实”或名副其实的“中心”，天津还必须加大资源配置的半径，最广泛地动员各类战略性资源，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面向最有活力的地区、面向最有活力的企业、面向最有活力的领域、面向最优秀的人才，并加大人文基因和城市精神的提升和改造。唯有如此，天津才能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版图上，再一次扮演战略先头部队的角色，以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思维和新方式，影响和引导我国北方地区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真正发挥好北方经济中心的战略作用，成为中国北方最有活力的创新地区。
　　 今天，面带微笑谈论天津复兴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许这才是希望所在。
　　 复兴不是嚼在嘴里的口香糖，而是要在艰难的未来进程中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来。这个曾经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北方经济中心，如何才能真正地踏上复兴之路，肩负起中国、北方和自身的“天津使命”，创造真正务实、创新、高效的“天津方式”，从而引领潮流、扬波四海、拍岸九州？我们还要再等，还要再看。





建成一个怎样的直辖市
　　四直辖市城市规划各有“王牌”
　　文/本刊记者 杨逸民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中国城市发展的四个焦点。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城市功能定位、历史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四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形态也大不一样，形成了风格迥然不同的城市。
　　几年之后，或者更远的将来，我们希望看到几个什么样的直辖市？它们又将变得怎样？从各自的城市规划也许能看到它们正在变化的新面孔。
　　
　　北京：“奥运”牌
　　在《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北京的城市定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
　　奥运正刷新着北京的一切：城市功能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结合举办奥运，把建设现代体育文化中心列入规划，作为奥运主会场所在地的朝阳区，把建设奥运功能区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内容。奥运功能区以奥林匹克公园为核心区，总规划面积67.4平方公里，总人口59.8万。将承载现代体育文化中心的功能，规划框架是一轴（奥林匹克景观大道）两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健翔科技园）三区（东北部绿色生态休闲区、东南部文化教育区、国际宜居城）和发展四大支柱产业（奥运旅游、商务会展、科技服务和休闲娱乐）。
　　北京将努力实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按照“节俭办奥运”的方针，建设一个崭新的城市。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持城乡电网改造。仅2005年到2008年期间，北京市共需建设交通设施、能源设施、水资源设施、邮政通信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865项，投资总额超过3200亿元。同时，还计划整治80个“城中村”，新建和改建公厕1445座，建设100条特色园林大街。每年还将拿出1.2亿元用于文物保护。
　　
　　上海：“国际中心城市”牌
　　在《上海市城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中，上海的城市定位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将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上海正处在加快“四个中心”（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基本框架建设的重要阶段。城市规划放眼世界、服务全国、融入长三角，从中心城660平方公里，扩展到全市6340平方公里，加强能源、市政设施、环境治理和保护等方面的规划衔接。
　　按照规划，上海将建成第一层次“1个中心城”，外环线以内的区域，面积约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发展，主要是完善功能，体现繁荣繁华。第二层次9个新城”，是郊区各区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心城人口疏解和郊区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主要方向，有松江、嘉定、临港、宝山、闵行、青浦、金山、奉贤南桥和崇明城桥共9个现代化中等城市规模的新城。第三层次“60个左右新市镇”， 相对独立、具有特色、人口规模在5万人左右，是郊区行政管理、公共配套、社会服务等各项功能的基本载体。第四层次“600个左右中心村”，是郊区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的基本单元。
　　上海将加快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长宁华阳、浦东潍坊、静安寺社区等10个试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重点，确保2007年底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基本完成。
　　
　　天津：“滨海新区”牌
　　 在《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中，天津的城市定位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
　　滨海新区已经从天津市的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天津城市规划也紧紧围绕这一战略，以实现新的城市定位。依托海、空两港，积极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努力构筑与周边及“三北”地区紧密联系的对外交通体系和“快捷、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使天津成为联系南北方、沟通东西部的综合交通枢纽。构筑滨海新区“十横六纵”骨架路网，形成与周边地区方便快捷的交通联系。
　　按规划，2020年，天津市域常住人口规模为1350万人，市域城镇人口规模为121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90%。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城镇人口规模为630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城镇人口规模为470万人，滨海新区核心区城镇人口规模为160万人。
　　同时，天津提出建设成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多层多级生态体系，形成“绿心、绿脉、绿基、绿轴”组成的合理、完整城市绿地系统。至2020年，城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在12平方米以上。在滨海新区南、北两侧规划建设两大生态环境区；构建海河生态保护廊道、永定新河生态保护廊道、独流减河生态保护廊道、海岸景观休闲廊道、城市生态隔离廊道“三横两纵”五条生态廊道，形成滨海特色网络化布局。
　　
　　重庆：“西部中心”牌
　　在《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中，重庆的城市定位是我国直辖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重庆城市规划紧紧围绕新兴直辖市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峡移民迁建等工作，大力完善和丰富城乡规划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重庆将构建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中心城市、渝蓉城镇群核心区，并将争取成为第四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第四增长极。
　　在此背景下，重庆正在建设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山水园林城市，成为世界知名，富有山城江城特色和历史文化传统，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适宜创业发展和生活居住的现代化大都市。
　　规划提出，市域城镇分为市域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次区域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一般镇五个等级。规划至2020年，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26个中等城市和小城市、495个左右小城镇的城镇体系。
　　发挥都市区作为市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都市区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缓解三峡库区人口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压力。
　　由于特殊的山水格局，重庆将保护和延续“一岛、两江、三谷、四脉”的自然山水生态格局，强化“一城五片、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山、水、城、人和谐共生的生活意象，创造协调、统一并独具山城、江城特色的城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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